导语
在中国古代，漕运狭义上的概念就是指利用水路来运输粮食的一种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的概念扩大了，运输的商品不只局限于粮食，茶叶、食盐等各种商品均有，漕运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春秋战国，历经秦汉，到了北宋时期，漕运获得长足发展，漕运网四通八达，管理体系不断健全，漕运方式更加完善，使漕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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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都城与漕运的关系《宋会要辑稿》记载“: 国家建都河汴，仰给江淮，岁漕资粮，益于汉唐。一经制之素定，有常守而不渝。六路所供之数，各输于真楚；度支所田之数，率集于京师”。
漕运关乎着一个王朝的命运与发展，更是一个王朝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东京汴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漕运相关；东京城之所以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其中的原因也是和漕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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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之前的王朝，大多定都于长安、洛阳，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也曾考虑过定都长安，但因为东京是其发动陈桥兵变之地，属于福地，再加上东京城坐落在运河和黄河的交汇点上，拥有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四大河网，同时汴河又与江淮相接，考虑到运输物资的便利和庞大的水运网络，所以赵匡胤决定定都东京汴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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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定都汴梁后，东京便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其交通形势，由运河咽喉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水运的中心。城周围又有汴河、惠民河 (蔡河) 、五丈河(广渠河) 、金水河围绕，四河互相可以通航，形成了极为方便的水上交通运输网。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四水贯都”，尤其是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力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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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漕运的规模和数量
北宋是一个漕运业大发展的时期，漕运的兴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峰，它承袭了唐代而且日趋发展，形成了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漕运网，漕运路线四通八达，主要的水系有四路，分别为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四路负责运送不同地区的物资，如此优越的交通条件，自然为商品流通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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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中后期，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逐步南移，到两宋时期南移的势态才真正完成，从那时起，东南便成为了国家的经济中心，从农业上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体现在漕运上，从东南方向运往中原京师的物资远远超过北方。
北宋初期，由于刚刚结束五代割据局面，国家经济处于复苏的状态，此时的漕运也结束了分裂的局面，使得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等四大水系共同形成了北宋庞大的漕运体系，据曾巩《元丰类稿》记载：“方隅未一，京师储廪仰给唯京西、京东数路而已，漕粮只有百余万石。”，因此在北宋初期，漕运的数量很小且地区单一，这与五代时期的长期割据状态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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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时期，这种情况被打破，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诸河漕运额为‘ 汴河岁运江淮秔米三百万石, 豆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豆三十万石；惠民河（并蔡河）粟四十万石, 豆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 。”，一方面，东南方向的漕粮逐渐增多，而另一方面北方的漕粮却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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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漕粮供给的分布情况看，黄河、广济河方向运来的多是杂色粟豆，属于杂粮，一般都是充当马料，很少当作人的口粮，而只有汴河方面运来的漕粮属于清一色粳米和小麦，所以从粮食的角度来讲，京师主要靠的还是江淮地区供应，正所谓“仰给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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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的漕粮之所以依靠江淮一带，这与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江淮一带以水乡为主，气候湿润，河网密布，适合水稻的生长，反观河北、陕西一带，以旱地居多，干旱少雨，气候条件比较恶劣，主要以豆类、粟等杂粮为主，兼有一些小麦，产量很低，再加上没有水路，运输不便，因此上供应京师的漕粮就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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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宋时期漕粮的供应数额，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以东南为例，北宋初期阶段为数十万石，这可能是最低的时期了，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曾经出现过最高数额的年份，数额高达八百万石，其余的大部分时间段出现过四、五百万石，或者六、七百万石。北方的漕粮数量，在北宋初期维持在一百三十五万石至一百五十万石之间，以后逐年减少，基本在一百万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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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漕运量，无论是在最低年份还是在最高年份，都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甚至超过了后面的明清两个朝代，属于我国历史上漕运量最高的时期。三、北宋漕运的管理体系
1、漕运的管理职能
北宋的漕运管理体系非常完备，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这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是没有的，唐朝时期虽然也有转运使、水路发运使这一类的官职，对漕运进行管理，但其主要职能并没有定型，也没有完全独立，属于兼管的范畴，到了北宋，朝廷在唐代的基础上把转运使、发运使的职能加以固定，使之独立出来专门管理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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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设置东南六路发运司，负责组织运输六路转运司征收的物资，又设置三门白波发运司（后改辇运司），主管黄河遭运，在广济河、蔡河设置辇运司及催纲官管理。
在这些转运使、司当中，尤以东南发运司最为重要, 号称“大潜”，足以说明江淮地区的漕粮供应对于京师的重要性，其他地方转运司与发运司、辇运司相互配合,如果在计量、转移方面有误，责在转运使；如果在运输过程中发现亏空，则要追查发运使的责任，发运司再与中央财政机构三司相联系, 正所谓“与三司为表里，以给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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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府在全国各路设置转运使、司，既具有地方官的管理职能，又方便在漕运上的钱粮、组织方面的全方位调度，一举两得，为漕运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漕运的运输方式
在漕运的运输方式上，根据各运河的不同状况，实行分段运输法，比如东南六路漕船先运至淮南，将漕船货物缷入真、扬、楚、泗等州转般仓，然后再由汴河漕船运入京师汴梁，分段运输的最大好处在于，一旦东南六路遇到突发情况，出现供应困难之时，这些州转般仓可以先代发京师，不至于影响京师的供应，又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同时这些返回的漕船正好在淮南装上食盐运回江南，这样一来，转运司的漕运经费就赚出来了，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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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故常有六百万以供京师，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州郡告歉，则折纳上等价钱，谓之‘额解’，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于丰熟以中价收籴。”
宋徽宗时期，分段运输法改为直达运输法，东南六路的供应货物直接运抵东京汴梁，这样一来，由于东南六路的情况很难达到一致，再加上运输线路过长，导致路途运输时间大大加长，同时又缺少了淮南周转仓的调剂作用，弊端频出，严重影响了江南漕运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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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的具体组织上，采用纲运的形式，所谓的“纲”，其实是古代运输货物的一种组织编制，一组就是一纲，一纲的数量各有不同，马匹以五十匹为一纲，粮食以一万石为一纲，而这种成批运送货物的方法，就称为“纲运”，在名称上的叫法也各有不同，比如运送牛的，就叫“牛纲”，运粮的叫做“粮纲”，漕船一般以十艘或三十艘船为一纲，派员管押，总揽庞大的运输船队，当时的运河上，船帆遮天蔽日，漕船首尾相连，浩浩荡荡，景象极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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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漕运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漕运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以东京汴梁为中心的庞大密集的水运网络，在漕运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这与东京城繁荣的商品经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市规模是分不开的，而经济的繁荣和商品的流通相辅相成，这又和北宋发达的漕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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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漕运与粮食运输
古代社会交通工具简陋，运输条件恶劣，运输成本高昂，因此，商人们异地长途贩运的一般都以体轻价昂的商品为主，长期以来，从事异地贩运的商人们都便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法则“: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像粮食这种大宗的日常生活用品，其交易往往只能是在产地及附近地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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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发展，稻谷的产量大幅度增长，这是商贾长途贩粮的物质基础，另外，由于江淮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逐步成为全国的商品粮基地，它不仅为朝廷提供大量的漕粮，同时也为商贾提供了丰富的粮源，因此，粮食的异地长途贩运变成了这些商贾们最抢手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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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有大量的粮食，没有发达的漕运业，商贾们也很难把粮食运往异地销售，而随着漕运业的发展，这种僵局被打破，使流行了数百年的“千里不贩籴”的旧规成为过去，争先恐后地挤上长途贩粮的征途，商贾由江淮贩粮到东京出售，这种千里迢迢的长途贩运，表明商品流通的种类增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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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漕运与茶叶运输
唐朝中期以后，种茶技术逐渐成熟，人工栽培的茶树越来越多，民间百姓的饮茶之风渐盛，由于茶叶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南方，“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后来饮茶之风渐渐北移，到了北宋时期，茶业的发展达到顶峰时期，饮茶之风更为普遍，甚至到了与柴米油盐相提并论的程度，茶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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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在北宋如此的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国饮，也是和漕运密不可分的，由于茶叶是江淮以南的主要经济作物，主要以湖南、两浙、福建、四川等府路为主，而要把这些茶叶运送到北方市场销售，就必须有专门的运送渠道，而北宋便利的交通、发达的漕运业，为茶叶向北方做商品性输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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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的茶叶通过漕运源源不断地送往北方、西北等地，活跃了商品市场，由于茶叶的利润丰厚，尤其转运到西北，利润往往可达数倍，因此商贾趋之若鹜，他们不顾长途跋涉，借助漕运的优势，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把这种区域性的经济作物扩展成为全国性的商品，大大加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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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漕运与其他物资的转运
商品粮、茶叶的运销与漕运密不可分，而其他物资的转运同样也离不开繁荣的漕运业，以东京城的商品为例，从南方运来的有广南的金银、香药、犀象、百货；江南、荆湖、两浙等地运来的则有皮革、杂用之物；西南方向主要有川益诸州的绢丝布匹；西路方向运来的则是薪、炭、马料等一些笨重物品为主，这些物资的转运，既满足了京师驻军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东京城商业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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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北宋时期发达的漕运业，不仅为商品运输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渠道，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加强了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大批商业城镇也随之复苏和繁荣，从而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标志。总体上来说，北宋时期的漕运业，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成为促进商品经济生长与发展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