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源起和发展背景
“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仪式，商代社会生活..化，以祭祀为主的..仪式典礼化、制度化、周公制礼即“因于殷礼”，所以西周的所有礼乐文化都笼罩着..的味道。
西周王朝制礼作乐、明德慎罚，实行伦理..与伦理政治结合的治国方针，对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随着政治危机的加重，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陷入了混乱，“德治”作为..伦理对秩序的约束力日渐失去了效力，面对这种局面，统治思想开始动摇，“何以为治”成了主导问题，一时间这种分封制动摇和礼制崩溃导致了大量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争辩，礼治思潮逐渐被推上了浪尖。
孔子所称颂的“郁郁乎文哉”是对西周最鼎盛阶段的概况，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原始，这一切都与周公的“制礼作乐”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原本广泛的礼制范围后来逐渐清晰化。当然，周公对礼制的创新，主要是依托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创立的，所以有着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具体地说，宗法分封制是为了稳定周初政权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同时也是周人在灭商以后对新获得土地财产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一种方式。
围绕在此基础，西周才建立起了一套礼仪制度，我们常说的“大礼三百，曲礼三千”，从上层管理到日常生活，在不同贵族阶级衣着、宗庙、乐器等区别上，社会的秩序得到体现并受到了维护。西周的礼制正是这样一种象征并维护强化政治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体系。“德治”崩溃，“礼治”崛起
在《庄子·天子》中谈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种精粹的概况，可以说周人灭商成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和维持其统治，必然会为其政治寻求合理性和依据，并且提出治国的方案，而“德治”正是周人反复强调的治国指导方针。
“德治”提出，是依托于天命神学思想理论为前提的，这种思想从原始..观念发展而来。当然也是站在社会基础之上，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且开始形成国家政权时，原始..被统治者所垄断掌控，成为了国家政权掌控下的官方信仰体系（官方..）。
也就是说“王权”受命于天，周王为了把政权维持下去叫“永保天命”，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出“以德配天”的新思想概念，创造出政治和..伦理相结合的统治策略。
统治者实行德政，怎能得到天命的继续支持，反之则会遭到惩罚，上天可以收回权力转交给另外一个有德行的人，这就是把“德”作为天命转移的终极依据，也为周代商的正统性奠定了舆论基础。
随着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周王朝统治出现危机，进入春秋时期，可以说春秋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过渡，这个时期的历史，各个方面都在为接下来的战国阶段起着启下的作用。随着政权的动荡和权力的下移，原本的政在贵族下放到政在大夫的局面，整个以宗法分封的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也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开始瓦解。
一方面，宗法分封制层层分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地位和权威，但是终春秋一世，周天子这一天下大宗地位日趋下降，只落到形式上的共主。而这种统治模式下上下有序等级，靠着道德维系的统治权也遭到层层破坏。
原本是统治结构中下一级的统治者（诸侯），却凭着自己日渐强大的实力跃迁向上获得了新一级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的僭越君权，他们不再愿意按照原来的等级鲜明道德行事，而是直接越过礼法，开始行祭祀之礼，这样意味着天子之礼被打破。
德治思想与天命神学，宗法制度和统治者个人的德行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德治”所依附的主体崩溃，其也就失效了。“德治”思想的奔溃，是春秋社会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礼治”的发展和主导地位
周人的观念是敬德主张的，付诸社会实践的则是以礼仪制度的设立，对周人来说，德和礼是治国的二柄，“德”是政治指导思想，以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力量引导和凝聚人民，更多的具有伦理教化功能；而“礼”则是对“德”的具体表现，是施政为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实质性措施，具有制度的强制性力量。
从“德治”到“礼治”，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德是礼赖以生存和付诸实践的力量和前提，礼则是以德为政的保证；如果没有礼，也就是没有作为规范性质的由..制定并强制执行的礼去协调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德治”奔溃，”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了恢复政治秩序，对“礼”进行了反思和重释，提出“以礼治国”的主张，因此形成“礼治思潮”。
因为周末王室统治日渐衰微，此时诸侯崛起，争霸一时，随着卿大夫的上升，其家臣也随着上升，周王室所用的宗法制治国遭到了撼动，政治秩序也逐渐混乱。因此，作为传统思想的“德治”逐渐失去了功效。正是这种背景下，礼治的思想开始萌发并得到了推广。
实质上礼崩乐坏标志着周代政治文化模式核心的裂变，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两种相反的主张：或者废弃礼乐制度，或者恢复；正值此时“何以救世”的思考，纷纷都在声张恢复“礼治”，并且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时间，“礼治”思潮就像春风一样，吹满了中原大地。
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开始追根溯源，不断对“礼”的实质进行探讨，无非就是为了论证礼的社会功能，即以礼治国的合理性。所以要求全员都以礼修身，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能够为社会的稳定奠定基础，从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实质上这是从“德治”演化而来的，但是就当下的社会背景，又对“德治”进行了摒弃。因此，礼对个人的价值论述和礼治思想息息相。
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让政治家们无暇他顾，急切的想要解决社会政治混乱的问题，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礼治”逐渐成为了一个政治学范畴，从原来的宗法礼仪符合变成了政治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礼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以用源远流长和面面俱到来形容。而“礼”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用来作为政治领域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则，特别是在先秦时期的运用。
在“礼治”的发展中，它作为某种抽象概念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其内涵从周代宗法制度礼仪转变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所需要的政治之立，再上升演化到了孔孟的道德之礼。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模式和符号都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礼治思想随着“礼”本身的内涵变化而变化。而礼治思潮在春秋政治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主要体现为从“德治”到“法治”的桥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起到了深远的作用。
